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奈何。只好转换自己的心态，无论是詹文浒让自己帮忙跑腿、还是德堂让她去监视詹文浒或者被詹文浒监视，她只要在路上就拍照，两样不耽误。

你们一箭三雕计算计我，那我就再加一招，把自己的钱先挣到。

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如此在乎挣钱的人。但现在，她没有别的可行做法，也别无奔头。哪怕就这么一段时间，让她单纯为了裴清璋去努力挣钱，活得如此简单，不也很好吗？有些事情太早去担心也没有用，比如陶静纯的想法和态度，就是担心起来也没意义的事情——像现在这样居家过日子，也好。

裴清璋当然知道汤玉玮为了她们这样努力挣钱。她不希望汤玉玮这样，然而汤玉玮总是可以找出解释，总之就是没有劳累、这样很好，没什么比两个人这样在一起更好的事情了，这叫一道好好过日子，很快乐。

两个人一道好好过日子，这几年过得像是十几年一样，又密，又忙，似乎跨越了许多沟沟坎坎，眼下依然和这世道一样，合该太平无事，底下却藏着些大事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一，她和汤玉玮在中美所的事业可能快要到头了，不知道往下两人会不会恢复到半敌对阵营的立场，这是远虑；第二就是近忧了——母亲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那天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她刚刚在翻译公司的办公室坐下，话没说几句，刚交完稿、准备聊几句家常，电话响了，走廊里的人们开始欢呼，她眼看着大家变得激动、兴奋，终于等到一个人过来抓着她的手肘、满脸通红地对她说，日本人投降了，她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没有酒——是夜她听到汤玉玮说片场有，有点感叹，早知道应该把家里没人喝的酒带去——也没有茶，没有咖啡，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有用杯子喝水，杯子都不够，有的人还要去现借。

那水是咸的吧？她落泪了，就像很多人一样，她几乎和一直留在翻译公司苦苦支撑的女秘书相拥而泣。

庆祝完，她想起自己应该早点回家，路上要去买东西，尤其是给母亲买药。本来是疲倦的劳累的——昨晚上赶工，做完了因为照顾母亲而落下的进度，忙到夜里一点——但因为心情喜悦，走路都比平日快。等回到家里，这欢喜非常的状态依然未散，她一方面喜滋滋地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走去准备打个电话给汤玉玮，让汤玉玮也早点回来。拿起听筒才反应过来，汤玉玮就算在片场，估计也是一片庆祝欢腾，未必有空接电话，还是算了。

放下电话时她才从母亲复杂神色上察觉到自己满面的笑容。那笑容灿烂，可谓是多年未见，难怪母亲会盯着她看。

“妈妈……”

母亲又转回去不看她了。

她其实一直怀疑母亲对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有所察觉，但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回想，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就像是当初躲避汤玉玮的真实身份时那种心态的反复，希望而不敢，躲避而煎熬。但这是母亲，不是洪水猛兽啊。

她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