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对于她而言，似乎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别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杀了”，她想的则是“自己最坏的下场比那还惨”，终结于枪口，终结于76号的监牢与某一种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于宪兵队牢房的新花样：敌人如此巨大，她却坚持得要战胜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张照片她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战胜它。

她永远记得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就像记得自己去告别师傅的时候。师傅说，我没有教会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带上了这条船。她说我不后悔。师傅说我知道你不后悔，你从来不会，我洪门子弟，能教出来一颗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满足。她笑，说功夫的确是学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够，但是救亡是够的。师傅点头，说是啊，人死不过一寸钉，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后她就上了船。好几趟船，好几趟火车，从东部到西部，在旧金山一边等待母亲，一边安排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未几母亲和妹妹来了，人到财到，还说父亲、叔伯还有哥哥都在香港，一边转移财产一边要来。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计代价。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她有的是实力。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她不喜欢。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