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十年，李惠芳一直自学侦查和法律知识，一面收集李宏信的违法证据，一面联合其他受害者家长，要以‘故意伤害罪和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追诉这三名教官，12年，杨某在内蒙古赤峰打工，听到李惠芳前来追查的消息后逃走，13年，李惠芳追踪他到河北邢台，联系当地派出所将他抓捕；14年，新疆伊犁，李惠芳追查到许某的踪迹，和另一名家长将许某扭送到派出所。在这期间，李惠芳还组织起全国的受害者父母找李宏信要回公道，但李宏信在2014年逃往美国。”

孙天影停了下来，望着张桂芳。

“我们想亲耳听听李惠芳的故事。”

张桂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浑身像过电似的，开始颤抖。

“妈妈会来救我，朱亦清（化名）复述着刘然（化名）在寝室反复念叨过的话。”见张桂芳仍不开口，孙天影开始念《视点weekly》那篇纪实报道的最末一段，“他常常提到自己母亲——这个既爱他，又将他送进这个地狱的人。李惠芳的矛盾，或许正是教育之矛盾的隐喻，这种教育的上游是无休止的竞争和消耗，下游则是将一切所谓的‘不合规范’矫正为‘合乎常理’，最终，这种试图让青年‘人化’的努力却促成了他们进入社会后非人的反噬。刘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但是，矫正教育为什么还在继续？是谁给了它生存的土壤？我们为什么没能让刘然成为最后一个？”

“别说了，别说了……”

张桂芳轻轻道，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滴落下来。

孙天影和温阳阳都沉默了一会儿。

“阿姨，我们都明白你付出的努力，也会还来你该有的正义。”孙天影从杂志中抽出两张照片，“你看，这是从你手下逃掉的张某。”

左侧是十五年前的张某。右侧是如今的张某。一张服刑照片。张某满脸胡渣，颓丧地望着镜头。

张桂芳瞪大眼睛，瞳仁里闪出光彩。

“我们会为李冉讨回全部的公道，既然当年你没有得到公平，那么现在，警局可以把公平还给你。”孙天影说。

天哪，温阳阳想，孙天影大概也不算说谎，张某辞掉教官职务后更名改姓，于不久前落网，但，他是因为抢劫罪被警方抓捕，逮捕他的也不是渝州警方——但这件事，居然能对张桂芳造成这么大的震动。

警察当然不能说假话，孙天影确实没有说假话。

“妈呀，真能忽悠人，”温阳阳心想，“幸好这家伙没去搞杀猪盘。”

张桂芳瞪着眼睛，仿佛没理解孙天影的意思，半晌，她的眼泪溢了出来，流过因紧绷而显得僵硬的皮肤，从下巴上滚落下去。

“谢谢你们。”隔了很久，她说。

她终于开口了。

她的出身，她对爱情的憧憬和与李国文失败的婚姻，她的港湾与救赎——李冉。李冉死后，她日夜奔波时做的噩梦，在梦里触摸到的那一缕微光，支撑她日复一日学习刑侦知识、研究法外复仇判例的执着。她最终的目的，是想唤醒那些愚昧得把教育拱手让人的家长，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拥有“做家长的资格”。

孙天影没有问一句与李宏信案有关的内容，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温阳阳想到，有次跟孙天影闲聊。他说，击溃人，往往在“无用功”累积到顶点的那一瞬间。

切入主题的探讨，反倒会让人离主题越来越远。

张桂芳讲完了她的故事。好像在心平气和地，说一个很遥远、有关其他人的故事。

温阳阳几乎要流泪，她低下头，强忍着。

孙天影沉默了一会儿，缓缓道：“阿姨，你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好吗？今天的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主角也是位母亲，年纪和你差不多，她的大儿子在四岁时被同村两个远亲带到福建，但是，儿子已经记事，记得父母的姓名和老家的地址，两个人卖不出去，就让一个同乡把孩子带回渝洲，后来，这两人反悔了，从同乡手中要回孩子，说孩子认得他俩是谁，不能就这样回去。然后，这两个人把孩子装进一个书包，往书包里塞满石头，把孩子从一座大桥上扔了下去。这名母亲从此之后一直在全国找寻孩子，找了整整五年，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来，她又生了个儿子。小儿子从小比较自卑敏感，他俩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打听大儿子的消息，就去市区打工，丈夫为方便打探，做了棒棒，她在沙坝区开电动三轮车，每接到一个乘客，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给他辨认。他俩就这样把自己小儿子供养长大，有段时间，这孩子不听话，也被送进了防卫技术学校，后来，她丈夫得肝癌死了，儿子患上抑郁症，在一起案子中被迫自杀，还被当作这起案子的凶手，这个母亲了解自己的儿子，不相信他会杀人。她一直在求我们，还给她儿子真正的公道。”

陈丽萍没有告诉警方有关自己大儿子的事，或许，她当时满心只有王祥，或许，她早就对此事感到绝望。但重案队在审讯前的加急调查中，偶然查到3月刚在泉州的一起案件